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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全球都在通胀，明年中国能稳住物价吗？******
文/刘文文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企，美欧等主要经济体CPI涨幅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物价水平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较其他经济体有何差别？目前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如何预防这些因素的潜在性冲击？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研究员郭丽岩，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稳物价成效显著
国是直通车：当前，全球性通胀越发严峻，尤其发达经济体通胀粘性特征愈发明显。在您看来，当前国内外物价运行水平有何不同？与国外相比，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
郭丽岩：在美欧等经济体通胀“高烧不退”的背景下，中国持续稳定物价运行的努力与成效令全球瞩目。1-1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2%，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的相对低位。
中国能够维持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在当前是十分难得的宏观经济治理绩效，这与美欧等经济体陷入高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以来，美欧等经济体的CPI连创40年来的历史新高，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美国、英国、欧元区11月份CPI仍在7.1%、10.7%、10%的高位运行。此外，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是出现了持续的恶性通胀。
国是直通车：今年以来，中国在保供稳价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
郭丽岩：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和经验，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粮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首先是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地方工作主动性。在提升本地自主保障能力的同时，促进产销衔接，强化主产区和主销区之跨区合作，共担保供稳价责任。产地采购、道路运输、终端配送各环节保通保畅。健全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耐储蔬菜等储备并充实在库，增强储备调节能力。例如，9月份以来，连续多批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同步加大投放，促进价格向合理区间回归。
其次是基础能源的保供稳价，立足国情，以煤炭为“锚”，构建保供稳价体系，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健全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压实各部门、地方和企业保供稳价责任，有力维护了能源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此外，今年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降低启动条件，扩大保障范围，1-11月份，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0亿元左右，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是直通车：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
郭丽岩：客观而言，中国在稳物价方面也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外部输入性压力。
尽管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部分品种仍在高位波动。乌克兰危机仍在发酵，国际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利率、汇率变化快，国际市场部分区域能源、粮食等供应缺口仍然较大，各种扰动因素交叠，供求基本面偏紧甚至供求错配的个别品种仍有阶段性反弹空间。此外，受不利天气影响，蔬菜等食品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
中国稳物价底气能力增强
国是直通车：考虑到上述因素，您认为如何预防这些潜在冲击，防止未来物价发生大幅波动？今年中国物价整体水平将如何？能否有效控制通胀？
郭丽岩：针对上述挑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全链条全过程防范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
就输入性因素而言，密切跟踪监测预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动向与价格走势。尤其是强化对国际油气、粮食、黑色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加强对国内外主要期货和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联动分析，从而为国内分类施策和精准调控夯实基础。
就不利天气等突发事件而言，提升预警灵敏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压实“产供储销”全链条联动责任，强化跨区调运和余缺互济，协同运用各级各类储备进行更加精准的市场化调节。
总体上看，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础坚实，今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年度CPI预期目标，展望明年，稳物价的底气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体系韧性足，市场潜力空间大，能够对冲和化解不利冲击。
其次是中国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和更高质量的支持。
特别是粮油肉蛋奶蔬果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有底气、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东西问·中外对话｜恢复面对面沟通，中美关系将取得实质性改善吗？****** 继中美元首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后，本月11日至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工作团队的又一次面对面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中美如何把握好当前的时间窗口，更好地促进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国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展开对话。 王勇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他认为，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合作和沟通。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北大王勇教授 ：中美科技创新不是“零和游戏”来源：中国新闻网 不久前亲身到访中国，与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界人士展开深入交流的甘思德认为，要解决两国当前存在的“回音室”效应，必须有面对面的交流，只有两国学者等各界人士更多往来于对方国家，才能有更加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美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是不是“零和”状态？ 王勇：中美之间科技创新符合市场规律，一直互补互促，你追我赶。过去20年以来，美国的资本投入、技术、理念极大促进了中国创新企业的发展，也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借助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  9月1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集中展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尽管目前两国存在很多竞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中美仍是互补的，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就拿芯片产业来说，中国占到全球芯片消费的60%左右。美国目前加强所谓的芯片供应链弹性，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美投资。但最后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芯片，美国的芯片企业就失去了中国的市场，会对美国芯片制造业与研发造成非常大冲击。最后由于利润的下降，芯片研发的速度会放慢，又反过来损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 如果单纯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合作会继续进行。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正在用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逻辑取代经济和市场的逻辑。希望美国纠正这种偏执的决策思维方式，选择遵循市场的规律。 甘思德：要恢复比较稳定的关系，强调比较优势，加强科技合作等，两国都要做一些让步和调整才行。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之间的面对面对话减少，沟通渠道不够理想，经济领域存在有限“脱钩”的风险，民间层面的人文交流和往来也受阻，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个状况？ 甘思德：我发现华盛顿和北京处于一个“回音室”的状态，无法得到新的一手信息，所以很难改变这些共识。因此，双方的误解增加，感情下降，日渐疏远。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网上的交流完全不够，反而会增加误会。只有你愿意登上飞机，到别国待一段时间，融入社会进行交流，你才有机会真正地听到别人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一些选择。 我们需要王勇教授到美国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去中国。只有我们这么做，才能有比较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美智库专家：美中需增强面对面交流，打破“回音室效应”来源：中国新闻网 王勇：甘思德教授上次来北京访问，是在疫情之后，在美国学者当中，至少是最早的(一批学者)之一。对于促进恢复中美之间的人文与学术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个人对他的勇气和耐心非常佩服。 如果甘思德教授的同事能发出邀请，(如果)条件允许，我非常乐意跟其他中国学者一道访问美国，继续我们的对话。 中新社记者：近来中美之间似乎释放了一些希望重新规划和定位双方关系的信号。两位如何预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甘思德：我在北京和华盛顿碰到的好多人已认识到这点，两方已经知道必须加强沟通，也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进行对话，在某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政策。 中共二十大结束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开了一个窗口。我们要抓住机会，谈一谈该如何减少误解，对某些具体问题采取对策，提高双方的互信。应该抓住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的机会，加强沟通。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对经济问题进行定期的磋商。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例如中美商务部的定期开会，一年一次的两国政府经济与战略对话。我肯定是比大部分在华盛顿的人，要乐观一些。 王勇：现在受到疫情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美实际上是缺少沟通和战略互信。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作为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对于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相互学习借鉴、开拓文明互鉴的空间。 中美之间的出路就是增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甚至相互赞美，看到对方的优点，学习对方的长处，在自己的治国理政当中避免不好的地方。基于这种善意和理解，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出路。我对此相对谨慎乐观。 中新社记者：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此次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如何看待会谈的作用？会谈能够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善吗？ 王勇：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沟通和合作。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的期望，希望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能够坐下来，为稳定关系，减少双方竞争失控可能对地区和国际秩序所造成的破坏而努力。另一方面，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稳定和防止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双方有理由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寻求合作，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可以加强合作。 反之，中美之间如果不能管控分歧、竞争，导致失控、擦枪走火，将最终损害两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误判、管控分歧，为竞争装上“防护栏”非常重要，符合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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